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，是凝聚人民精神的音乐力量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乐之邦，但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所以古人从未想过制订一首歌曲，作为中国的象征，来区别于其他国家，一直到晚清。清末民初，国歌几度兴废，见证了我们民族在苦难中砥砺前行的历程。感谢留声机，让我们能听到百年前的声音。回顾这些尘封的故事，倾听这些湮没的音乐，使人感慨万千……

一、疑窦重重的《普天乐》与《华祝歌》

晚清末造，走出国门的外交官们，不得不开始考虑国歌：在一些外交场合，惯例要演奏国歌，众皆有之，翳我大清独无，他们为此遇到许多尴尬。第一位想到国歌的是驻英法公使曾纪泽。

第一位想到国歌的是驻英法公使曾纪泽。

曾纪泽于1879年初抵达伦敦上任。当年9月20日，伦敦《观察家》（The Examiner）周刊刊登了一条消息：贝内狄克特爵士（Sir J. Benedict）改编的钢琴曲谱中国国歌《普天乐》，已由斯坦利·卢卡斯—韦布公司（Stanley Lucas, Weber, and Co.）出版。

《观察家》对中国国歌钢琴曲谱的报道。

这是中国国歌最早的信息，可惜未说明原作者。1882年10月，伦敦《音乐时报》（The Musical Times）再次报道斯坦利曲谱，说原歌由中国公使曾纪泽提供（supplied）。五年后，1887年，英国外交部向中国使馆询取国歌，时任公使刘瑞芬回函：“查中国乐章，译为欧洲宫商，可合泰西乐器之用者，仅有一阕，名曰《普天乐》。相应将乐谱一册，备文照送查收。”此函载于后任公使薛福成日记，薛特别补充说：“《普天乐》者，曾侯所制也。”曾侯即曾纪泽。似乎《普天乐》就是曾纪泽作。但曾纪泽日记从未提及《普天乐》，而且后来他自己还另拟了一首国歌。所以，《普天乐》的作者仍然要打上一个问号。

《普天乐》歌词已经失传，斯坦利曲谱至今也未能发现。所幸，1890年美国音乐家索萨（J. P. Sousa）编纂的《世界国歌大全》（National, Patriotic and Typical Airs of All Lands）收录了《普天乐》，使它得以在全世界传播。

《世界国歌大全》所载《普天乐》。

1914年9月18日，美国胜利留声机公司根据《世界国歌大全》，将《普天乐》录制成唱片，由荣格斯（W. B. Rogers）指挥，胜利军乐队演奏。这是最早的国歌流存于世的声音。

美国胜利公司唱片《普天乐》。王钢先生提供。

曾纪泽精通音律，据其日记所载，他在1883年10月22日创作了一首“国调”，几经修改，取名《华祝歌》。这首歌曾在不同场合以中国国歌的名义演奏，曲谱收录于1884年伦敦《世界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录》（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）。英国诗人傅澧兰（H. W. Freeland）当时将歌词译为9种文字，连同中文一起，在伦敦出版，迄今仅日本东洋文库收藏有一份孤本。歌词如下：

圣天子，奄有神州。声威震五洲，德泽敷于九有。

延国祚，天长地久。和祥臻富庶，百谷尽有秋。

比五帝，迈夏商周。梯山航海，万国献厥共球。

《世界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录》所载《华祝歌》。

刘瑞芬在回复英国外交部的公函中，认可《普天乐》作为国歌使用。庆亲王载振1902年出使欧洲，曾向比利时外交官解释当时演奏的“中国国乐”：“此乐为曾侯使英时所作，曾经咨明总署，非国家所审定也。”（《英轺日记》卷八）由此可知，曾纪泽上奏过总理衙门，得到清廷许可，只是未经审定。但是，这里“咨明”的是《普天乐》还是《华祝歌》，则又是一个问号。

二、昙花一现《巩金瓯》

晚清的政治，显然混乱不堪。曾经“咨明”的国歌虽然得到认可，但并未在外交场合普遍采用，取而代之者五花八门，比如《李中堂乐》《陆军军歌》，甚至民间情歌《妈妈好糊涂》。

《李中堂乐》即《北洋海军军歌》；《妈妈好糊涂》1880年代就被改编成管乐曲，完全脱离了民间小调的风格。在一些典礼或音乐会上，两者都经常被演奏。为此，1914年，法国百代留声机公司专门出版了管乐吹奏曲的唱片，并不断再版，一直到1930年代。

左为百代公司唱片《李中堂乐》（中国音网藏）；右为《妈妈好糊涂》（上海图书馆藏）。

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11年，清政府才由礼部主持制订了国乐《巩金瓯》，当年10月在《内阁官报》上公布。《巩金瓯》由禁卫军军咨官溥侗作曲，海军部参谋官严复作词。溥侗是皇族，昆曲行家；严复则是新学思想家，《天演论》的译者。歌词是：

巩金瓯，承天帱，民物欣凫藻。

喜同袍，清时幸遭，真熙皞。

帝国苍穹保，天高高，海滔滔。

这是中国第一首正式国歌。“帝国苍穹保”，很有些英国国歌“天佑吾皇”的意思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次年2月12日清帝逊位，这首国歌只存在了4个月，便随着大清的覆灭而寿终正寝。

三、率然出世的《中国雄立宇宙间》

民国肇造，1912年2月5日，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成立不到20天，就在《临时政府公报》上刊登了《征集国歌广告》，征得的作品都不能令人满意，教育部遂委托康有为等分别撰写。最终章炳麟、张謇、钱恂提交了词作；参议员汪荣宝则提出以《尚书》所载《卿云歌》为词，末增“时哉夫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”一句。1913年4月，教育部将四篇拟稿提交国务院，呈请大总统交国会公议，议决后再聘专家作曲。此后便如泥牛入海。

实际上，大总统袁世凯并无心于教育部提案。1915年4月，外交部提请制订国乐，袁世凯批令礼制馆“妥速商拟”。很快，礼制馆就拟定了一首国歌，5月23日得到袁世凯批准，随后在《政府公报》上公布：

中国雄立宇宙间，廓八埏。

华冑来从昆仑巅，江河浩荡山绵连。

共和五族开尧天，亿万年。

1915年8月礼制馆印行的《国乐》。

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首正式国歌，后人取歌词首句“中国雄立宇宙间”为名。当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，歌词中的“共和五族”已不合时宜，礼制馆随即修改为“勋华揖让”。

洪宪政权覆灭后，未改词的国歌仍然被使用。1919年一战结束，巴黎和会制订的《凡尔赛和约》无视中国的正当利益和要求，国人群情激愤，五四运动就此爆发。6月28日，中国使团首席代表、外交总长陆徵祥抗命拒绝签字，宣布辞职。滞留巴黎期间，陆徵祥委托法国百代公司录制了一张唱片，一面是歌颂参加欧战华工军团的《侨工歌》，另一面是《中华民国国乐》，即“中国雄立宇宙间”的军乐队演奏版。1920年1月陆徵祥回到中国，将订购的两箱唱片赠送给各个机关，以广传播。

百代公司唱片《中华民国国乐》。上海图书馆藏。

五、折中之作《卿云歌》

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，使人们对国歌的关注再次聚焦，文化教育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争论。有学者归纳争论的焦点为：是崇文还是尚武，是文言还是白话，是中乐还是西乐？1919年11月, 教育部成立国歌研究会，专事新国歌制订。鲁迅先生曾担任研究会干事。几经论战，教育部选择了1913年汪荣宝提出的《卿云歌》方案，但只用原词，删去增添的末句。后聘请音乐家分别制谱，并选定萧友梅的谱曲。经国务会议通过，1921年3月31日由大总统徐世昌批准，在《政府公报》上公布。原词是：

卿云烂兮，糺缦缦兮。

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这首国歌词采上古，调用西乐，是一首折中之作。

徐世昌相当注重对外文化交往，曾支持巴黎大学创建中国学院，为此，巴黎大学1921年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。曾任交通总长、内务总长的朱启钤，受命为特使赴巴黎参加典礼。4月23日，在巴黎大学礼堂举行的典礼上，“首奏中法国乐”。这中国国乐，应该就是《卿云歌》。时任驻瑞典公使、《卿云歌》的倡始者汪荣宝，也参加了典礼。

巴黎大学授予徐世昌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典礼，前排正中二人，左为汪荣宝，右为朱启钤。

4月26日，巴黎大学文学院院长布吕诺（F. Brunot）邀请朱启钤录制了一张唱片，题为《在法国的使命》（Sur sa Mission en France），一面是讲述典礼始末，另一面是吟诵《卿云歌》。这个录音虽然不是国歌的歌唱，却保存了珍贵的传统吟诵声音史料。

巴黎大学语音档案室录制的《卿云歌》，百代公司出品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。

六、载之而南：南方政府的国歌

广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。为了维护民主革命成果，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，创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，1921年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，1923年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。中山先生身后，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，1925年7月，国民政府成立。这一时期，中国处于南北政府对峙的局面。

1921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前夕，军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创作了一首国歌，由知名天主教人士、时任澳门圣若瑟修院牧师的刘雅觉谱曲。其歌词屡经修改，存本各有不同。1922年1月，徐谦在《广东省教育会杂志》上发表《采用新国歌之必要》，称许多人提出过修订意见，其中包括汪精卫。还说此歌“现已经政府及省政府采用”。但经过哪些政府程序，何时公布，目前尚未找到记载。后来流行的歌词是：

中华国旗，凌风飞扬。兴我民族，华夏之光。

人民平等，携手同行。共和肇造，基民本以为邦。

洪惟民国兮，人民共有共治共享。洪惟民国兮，人民共有共治共享。

中华国旗，薄云高标。还我民权，天日为昭。

人民自由，真理是效。郅治渐臻，顺民心以改造。

洪惟民国兮，人民共有共治共享。洪惟民国兮，人民共有共治共享。

中华国旗，破空卓立。裕我民生，土地日辟。

人民相爱，干戈永戢，大同共登，合世界以为一。

洪惟民国兮，人民共有共治共享。洪惟民国兮，人民共有共治共享。

（据1921年9月《音乐杂志》第二卷第七号录）

1921年12月《音乐杂志》第二卷第九、十号合刊刊登的《中华民国新国歌》。

于是，1920年代的广东，《中国雄立宇宙间》《卿云歌》和《中华国旗凌风飞扬》三首国歌并行流传，而且都有唱片出版。

1928或1929年，香港新乐风公司（Sinophon Co., Ltd.）出版了军乐版《中华民国国歌——卿云歌》，由苏格兰边民团第二营军乐队（The Band Of The 2nd BN. The King’s OWN Scottish Borderers）演奏，厄尔（W. H. Fiz Earle）指挥。苏格兰边民团是英国陆军的一支部队，1926—1930年驻扎香港。

新乐风唱片《中华民国国歌——卿云歌》。杨涌先生提供。

1929年，德国卡尔·林德斯特罗姆公司（Carl Lindström AG）在广州录制过两张国歌唱片，以璧架（Beka）商标出版。一张是《中华民国国歌》，即《中华国旗凌风飞扬》；一张是《国歌》，即《中国雄立宇宙间》，都是军乐队演奏、男声独唱。民间编印的唱片曲词册，则标注“广东陆军军乐同学会会员奏乐，谢剑生君唱歌”。这个同学会已无相关资料在世，只能查到谢剑生1930年曾在广州参加过欧阳予倩组织的乐队。

曲词册将后者的歌名改为“中国歌”，显示了徐谦版国歌在南方民众心目中有更正统的地位。

璧架唱片《中华民国国歌》《国歌》，分别由王钢、王跃进先生提供。

百年光阴转瞬而逝，站起来的中国已走出苦难。今天，学者们对中国国歌史的探索日渐深入，发表了许多专业文章和著作。但略存遗憾的是，人们大都忽略了这些原汁原味的唱片。互联网上时而流传着一些国歌的MIDI音乐，大多是用打谱软件自动生成，听起来毫无生气。

斗转星移，这些珍贵的声音会渐行渐远。希望有一天，这些唱片能被汇集再版，让我们多一份对音乐的怀想和思索。毕竟，那是我们曾经的国歌。（感谢王钢、王跃进、杨涌先生和中国音网提供图片及音频）

栗军芬

责编 刘小磊